我刊沿革

 《中华内科杂志》近10年发展与展望

侯鉴君

《中华内科杂志》自创刊至今已经历60余载风风雨雨,见证了我国内科学的发展,这60年可谓“风雨兼程”,历经创始兴起、严重动荡干扰阶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才步入持续发展阶段。可以说,她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一、近10年期刊发展与成绩

《中华内科杂志》经过几代编审人员的精心培育,读者、作者的热情呵护,刊物由小到大,取得了长足发展,时至20世纪90年代她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与特色,成绩斐然,掀开了辉煌的一页。进入21世纪,作为传承者我们不仅要守住已有的优势,还要在新形势下谋求新发展。

1. 来稿及刊出情况:2003年以来,《中华内科杂志》每年的刊出率(本年度刊出稿数/上年度存稿数+本年度收稿数—本年度存稿数)维持在21.4%~28.3%,以2003年最高(因2002年存稿数较高);2003—2009年年来稿量1758~1921篇,2010年1464篇,2011年1575篇,2012年 1601篇;为了保持合理的刊出率,调整了每年期面数,2003年每期72面,2004年80面,2005—2011年88面,2012年80面。近些年并对录用稿件放宽了篇幅与引用参考文献的限制,致使年刊出文章数由2008年以前的400余篇,逐渐降至近年的300余篇。

2.报道的内容:内科杂志是内科领域的综合期刊,适时组织各专业文章予以重点报道(即重点号)是本刊早些年就已形成的风格,近10年我刊每年组织的重点号均不低于10期(即重点号率不低于83.3%),重点号往往是抓住当时本学科的热点进行学术导向;在一些非常情况下,并进行及时调整,比如,针对2003年初全国多个省市突如其来的“SARS”,我刊于2003年7期、8期连续组织了两期重点,对SARS的流行病学、临床特点及成功救治经验等及时予以报道,并及时刊登“临床营养学有关专家对伴有营养不良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给予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的建议”;又如,2008年“5.12”汶川地震,面对震后伤员救治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抗震救灾一线回来的总编辑王海燕教授立即召集编辑部积极组稿,以最快的速度(2008年9期)开辟“抗震救灾专栏”,对地震后挤压综合征的内科防治、伤口感染、地震后患者抑郁、焦虑及睡眠障碍等进行迅速报道,同期发表了王海燕教授的专论 “加强跨学科合作、深入分析和总结地震伤害中的医疗经验”和陈香美教授的专论“提高对挤压综合征的认识建立多学科联合的灾难救治队伍——汶川大地震救治启示”……这些不仅体现了医学期刊的学术价值,更体现了其社会责任。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读者,本刊从2004年第1期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率先开辟“本期导读”,导读由当期的责任编辑撰写,刊登在每期的首页,并在导读下方固定刊出本刊编辑部及其所有成员的联系方式。此举不仅方便读者选读文章,锻炼了编辑队伍,而且拉近了编者与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深受欢迎。并为系列杂志树立了良好榜样。

正确的学术导向是学术期刊的使命。鲜明的学术导向是我刊几十年来的一大特色,而“专论”文章即是学术导向的集中体现。本刊自开辟“专论”栏目以来,期期不落, 2003—2012年共刊出专论256篇,平均每期刊出2~3篇。这些文章多是对学术观点的阐述,有些是针对当期某篇文章的点评,有些则是对当时临床或科研中的现象的评论或指导性建议。如胡大一教授的“关注非精神心理专业科室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林三仁教授的“如何看待氯吡格雷与质子泵抑制剂的联合用药”、李光伟教授的“糖尿病达标治疗中的低血糖不容忽视”、曾正陪教授的“应重视从高血压人群中鉴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王拥军教授的“重视血管认知障碍”……

学术争鸣是学术期刊的亮点,也是办刊的难点。我刊自1989年将“医家自述”栏目改为“内科论坛”,目的是以“论坛”的形式开展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术争鸣。2003—2012年10年间该栏目共发表102篇文章,涉及内容广泛。其中,针对当今我国普通内科进行性萎缩这一临床医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我刊组织的“大内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讨论参与的学者最多,通过热烈地讨论,在内科医生中达成了“大内科是专科医生成才的基础,决不可撤销”的共识。2005年3月我刊特将已发表的有关该讨论的20篇文章纂集成册,呈送各级有关行政领导及内科界的学术带头人,目的是希望这些宝贵的舆论能在推动内科的学科发展中起到更大的实效。当然,学科建设的现状不是通过一次讨论就可以解决的,我刊将为内科学的发展不懈努力。循证医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当循证医学的“风暴”席卷而来时,其间也夹杂着某些不正常的现象,2004年11月我刊约请李光伟教授以“有关循证医学的思考”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循证医学不等同于随机对照研究、不排斥个例的经验”、“不应以随机分组取代适应证(完全以统计学代替临床)”……2009年针对临床实际工作中仍有些医生运用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绝对化的倾向,我刊有组织了“如何正确看待、应用和推进循证医学的成果,提高临床工作水平”的讨论,学者们以“实践循证医学不应绝对化”、“正确解读和应用随机对照试验提供的信息”等为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为指导临床正确看待与应用循证医学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侵入性治疗手段治疗心房颤动的思考”、“对铋剂在临床应用利弊的思考”等文章是对某学科当前临床的“热点”或临床医师较普遍应用的治疗方法提出不同的看法,提请临床医师反思。学术争鸣不仅限于评论性文章,对有争议的研究论文,我刊也酌情发表并配发编者按或文后点评。

医学学术刊物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开展医学继续教育。自创刊以来,虽然不同时期行使这一职能的形式不一样,但不曾停止,先后以“专家笔谈”、“青年医师进修园地”、“成才之路”等栏目开展这项工作。2000年第1期起以新的面目“继续教育园地”与读者见面,该栏目以传播新知识为主,通常与医药公司联合举办。2003年以来,在“继续教育园地”开展“关注血栓、减少血管事件”、“ 神经系统疾病伴发抑郁焦虑障碍”、“ 临床戒烟”、“ 肾素专题”、“关节炎专题 ”等10个系列讲座,共载文52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而“专题笔谈”是专家们帮助读者纵向深入地梳理知识,近10年我刊先后刊出“代谢性疾病肾损害”、“ 急性肾衰竭防治”、“焦虑抑郁”、“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感染”、“ 重症医学镇痛和镇静治疗”、“消化道出血”等22个涉及内科10个专业的专题笔谈,其中包含84篇讲座。这些专题均由编委会相关专业专家组策划、约请相关专家撰稿,对临床医师帮助很大,深受读者喜爱。

规范临床行为,推广、宣传指南及专家共识或建议是医学学术期刊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刊自2000年开辟“标准与讨论”栏目,前3年刊出共识或指南不足10篇,进入2003年后其数量明显增加,截至2012年12期10年间共刊出106篇,平均每年刊出近11篇,这其中不乏我刊组织多学科专家讨论制订的、内容涉及多学科的指南或共识,诸如“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 抗血小板药物消化道损伤的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 神经系统疾病伴发抑郁焦虑障碍的诊断治疗专家共识”等等。为使指南(或共识、建议)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并组织有关专家对某些指南或共识进行解读与推广。对一些指南或共识还适时地进行更新。此等举措不仅对规范临床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从中也推动了不同学科专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本刊的影响。

帮助临床医师提高对疾病的诊疗技能,开拓诊断思路。临床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临床医师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技能,思维方式方法的培训不可或缺。鉴于内科学科的特点,我刊在创刊伊始即设立了“临床病例(理)讨论”栏目,每期至少刊出1篇。至今已刊出400余例,其中2003—2012年共刊出129篇。1985年与1988年与天津科技出版社合作,先后出版2册《内科疑难病例讨论选编》;2003年底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从1998年之后发表的临床病例(理)讨论病例中精选161例,按系统重新整理,并对每个讨论之后请专家进行点评,总结出该病例的诊断思路,指出诊治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之处,提出建设性的指导意见,编辑出版了疑难病理会诊丛书之“内科疑难病例会诊”,备受读者喜爱。

让更多的国内读者了解并分享国人的研究成果。针对国内一些优秀的研究结果大量投向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杂志上的现实,《中华内科杂志》第九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创建一个新栏目的建议:将发表在SCI收录杂志上的优秀中国研究论文以中文给予重点介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 2008年初召开的在京部分编委座谈会上,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栏目名称确定为“海外发表论文选读”,对已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以摘要形式介绍给读者,对该类文稿的审稿程序予以简化。2008年第10期该栏目正式与读者见面,开栏以来共介绍了10个研究,这与目前国内研究在国外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严重不符,需要今后加大组稿力度。

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读者,进一步增加纸版杂志的信息量,2009年第1期始我刊开辟了“网上资源导航”和“医海拾贝”等栏目,使读者掌握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花最少的时间了解更多的医学信息。不仅深受读者欢迎,也给兄弟杂志以启发并纷纷效仿。

特刊:2003年1月值《中华内科杂志》创刊50周年,我刊举办了“《中华内科杂志》创刊50周年团圆家宴”的纪念活动,多年来一直为杂志辛勤工作的历届新老编委、审稿专家及编辑部的几代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回顾与杂志共同走过的历程,共谋杂志持续发展之路,使大家感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同年第4期出版了创刊50周年专刊。专刊刊登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及当时的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宗淑杰的题词。刊首游苏宁副总编辑与王海燕总编辑发表了“总编寄语”,“我与中华内科杂志”栏目中,刊出了翁心植、罗慰慈、陈灏珠、陆道培、田庚善、贾博琦、张乃铮、赵鸣武、王世俊和赵金垣、张家埙11位老专家及张宏恺、孔华宇、武伯光3位老编辑部主任的署名纪念文章;武伯光和游苏宁两位主任回顾了“《中华内科杂志》发展简史”;同时刊登了丁云秋等 “《中华内科杂志》近五年部分栏目引文分析”;侯鉴君等“《中华内科杂志》读者调查报告”。

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我刊于2009年第10期设“庆祝建国60周年”专栏,发表了王海燕总编辑“与祖国同庆”、曾庆馀副总编辑“铁肩挑道义 妙手织文章——《中华内科杂志》与祖国共进”及编辑部主任侯鉴君以编辑部署名的“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纪念文章,回顾了本刊与共和国共历坎坷,伴随祖国发展而成长的历程。

3.信息化进程:2003年1月,为庆祝《中华内科杂志》创刊50周年,经过3年的辛勤努力,编辑并出版了《中华内科杂志》50年全文光盘及50年全文目次及作者索引。该全文光盘采用Adobe公司提供的电子版技术,在当时是一种为全世界众多医学期刊所采用的国际通用平台,其主要特征是能保持原刊版式并在原刊上实现全文检索,大大方便了读者查阅历年的《中华内科杂志》。

2008年2月中华医学会与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独家期刊数据库合作协议。我刊作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的一员,数字化出版由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借助万方数据库平台,通过优势互补,达到合作共赢,实现了期刊出版的数字化。

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化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传播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自2009年第1期开始,我刊与其他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纸版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均在文章首页左下角标注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DOI)。

中华医学会统一部署,我刊对稿件处理2009年始启用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上的远程稿件管理系统,逐渐取代原来使用的玛格泰克研发的稿件管理系统,2009年11月起停止接收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和邮寄纸质稿件,实行在远程稿件管理系统中处理稿件,包括稿件接收、送审、退修、发排等,同时实现了专家在系统上审稿,作者通过系统投稿、查询、校对等;编辑与审稿专家利用系统可以进行论文相似性检索。大大方便了稿件处理过程,缩短了处理周期。当然,该系统有些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利用。实现完全无纸化办公还有一段路要走。

2011年7月《中华内科杂志》网站改版开通,利用这一平台,我们可以及时发布学术信息、预告本刊的报道内容,开展学术讨论,加强读者、作者、编者的交流,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的内科医师,扩大本刊的影响。目前读者可以通过网站查阅最新一期以及过刊杂志的目次及论著文章的摘要,并可查阅有关资讯;网站与远程稿件管理系统链接,方便作者在线投稿,专家在线审稿。同期开通了《中华内科杂志》官方微博,方便了读者与作者及编者的沟通。目前我刊网站与微博的访问量还不尽人意,还需要我们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

4.学术活动: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学习班是期刊引导学术发展的形式之一,也是期刊扩大影响的有效途径。2008、2009年中我刊先后举办过全国内分泌代谢疾病研究进展学习班、全国消化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及内科临床新进展高级研讨班,授课教师均为各领域的知名专家,来自全国各地学员表示,能够系统梳理专科知识,近距离听到知名专家授课,收获颇丰。参加2009年3月“糖尿病与代谢综合征专题论坛”的与会代表反映,能够聆听本领域最知名专家的讲座,并就临床中遇到的问题请教专家、与会者互相交流,对日后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大有帮助。

发挥学科优势,抓学科交叉点开展学科间的交流。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一类由自身免疫反应介导的慢性肝胆疾病,患者常就诊于肝病科或风湿免疫科。为推动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对本类疾病的认识和临床诊疗水平,我刊于2009年9月组织北京地区两个学科的部分专家,就有关自身免疫性肝炎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进行座谈。会后总结整理了纪要发表在2010年第4期。2012年10月又组织了炎症性肠病消化科及风湿免疫科专家学术交流会,与会专家讨论热烈,就炎症性肠病的临床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希望我刊再次组织类似学术交流会。

5.编委会:自第八届编委会以来,我刊每年年末召开1次在京编委座谈会,总结前一年的工作,并就来年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2007年初成立了以王海燕教授为总编辑,胡大一、林三仁、钱桂生、阮长耿、王拥军、翁心华、游苏宁、曾庆馀、曾正陪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崔德健、高妍、姜素椿、楼方定、陆星华、欧阳钦、潘长玉、施桂英、斯崇文、王爱霞、王姮、吴宁、项坤三、许贤豪、于中麟、赵鸣武、钟南山、朱文玲为顾问。本届编委会有编委(含总编辑和副总编辑)100人,通讯编委76人。2007年3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九届编委会,会上编委们就重点号的编辑、进一步增强期刊的可读性,提高发行量、不断强化审稿工作、加强编委与编辑部的沟通与联系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通过了本届编委会不设固定的编审组,每次定稿会请该阶段审稿较多的专家参加定稿会的提议。并决定对时限性较强的稿件,实行2~3审后总编或副总编定稿制。编委们强调指出,内科杂志应该抓学科交叉点进行报道,并应进一步重视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

6.编辑队伍建设:2003年在本刊编辑部工作了30余年的武伯光编审光荣退休。编辑部由杂志社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游苏宁、副主任侯鉴君、编辑李敬东、丁云秋、胡朝晖、编辑干事何跃美组成。2006年杂志社开始实行编辑部目标管理责任制,游苏宁编审不再兼任编辑部主任,副主任侯鉴君编审竞聘上岗编辑部主任,其他人员不变。2007年5月聘任一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编辑沈志伟,2008年初年轻编辑沈锡宾通过竞聘上岗编辑部副主任,两位年轻编辑的加入,为编辑部带来了活力,使编辑部人员年龄分布形成梯队、知识结构更趋合理。2009年9月李敬东编审光荣退休。

7. 期刊指标、数据库收录情况:我刊很早即被美国权威检索刊物《Index Medicus》收录,近些年一直被医学权威数据库Medline收录。并被国内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CSTPC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等所有知名数据库收录。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显示,我刊2004—2011年总被引频次逐年上升,2011年达4020次,在内科学类期刊排名3、4名;影响因子呈逐年降低,至2009年探底后近两年回升趋势,在内科学类期刊排名波动较大,2004年第5名,2009年第20名,2011年第10名。中华医学会绝大多数期刊2009年影响因子均表现大幅下滑,其原因是否与2008年初中华医学会与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独家期刊数据库合作协议有关,有待深入分析、研究。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年我刊的他引率始终保持在0.96~0.98,2007—2010年均为0.98,换言之,我们的自引率很低。值得我们思考。

8. 取得的成绩:继2002年我刊获得“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中国科协优秀期刊一等奖,2005年荣获我国期刊界政府奖——第三届国家期刊奖,2003、2004、2006年获得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2005、2008年2次获得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一等奖,2010年被评为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两度(2007—2008、2011—201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提高我国学术期刊水平而设立的专项基金,在获得该项基金的期刊中,我刊是为数极少的未进“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中文刊之一];我刊为2008—2011年度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示范项目(C类), 2012—2014年度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期刊出版质量提升项目;在2007 ~2012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综合质量审读排名中我刊始终名列前茅。

二、期刊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经历60年风雨,走过无数坎坷,在广大读者、作者与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内科杂志》始终在前行。近10年期刊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

1. 期刊间的竞争与内科学科的进行性萎缩:内科学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学科的专业化,目前我国真正存在大内科的三级甲等医院屈指可数,代之以内科领域各专科的蓬勃发展,在临床医师中普遍存在重专科轻综合现象。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医学期刊1300余种,内科领域相关的杂志100余种,这其中以专科杂志占据绝大多数。仅以2011年中国科技期刊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为例,其临床内科类期刊52种,其中综合内科类期刊只有5种,其余均为专科杂志。

2.“国际化”压力:随着国家有关期刊主管部门对“期刊国际化”要求的日益迫切,以及给予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期刊的特殊地位与种种优惠政策,加之各级科研机构对被SCI收录论文的高额奖励及其数量的硬性规定,使国内几乎所有高水平科技期刊均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一方面说是代表国家水平的期刊,而另一方面真正代表国家水平的研究成果又源源不断地涌向国外的SCI收录期刊。对此,我刊有切身体会,近些年我刊不再能收到最优秀的原创稿件。期刊是科研成果的载体,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何谈一流的期刊!

3. 数字信息网络对传统纸版期刊的冲击: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期刊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化手段,凭借及时、互动、精准、成本低、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等优势,发展的态势非常猛烈,形势咄咄逼人;数字信息媒体以其高速、便捷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的方式,我刊与其他纸版期刊发行量的逐年减少,就足见数字信息网络对传统期刊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三、知难而上,应对挑战

因为筹备纪念创刊60周年活动,历年的《中华内科杂志》又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一本本杂志我们感到了历史的变迁,期刊从封面、装帧、印刷、纸张到栏目、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历史画卷,《中华内科杂志》前进中虽几经风雨,但风雨过后总可见彩虹,前辈们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作为《中华内科杂志》传承者,我们没有理由让其身上的光环失去光泽。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正向知识经济模式转变,作为知识信息载体的科技期刊,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强调要以实干精神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目前陷入困境的国内优秀期刊看到一缕曙光,令我们期刊人备受鼓舞。国家推出的出版行业改革,以及对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给予的优惠政策,将会推动我国出版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华内科杂志》作为具有60年办刊经验的老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以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华医学会为坚强后盾,以120余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为依托,借助国内知名数据库平台,加快期刊信息化步伐。《中华内科杂志》第十届编委会已经组成,新一届编委会聚集了我国内科各专业的精英,我们将紧紧依靠编委会,团结全国的内科学专家,积极抓住学科热点、交叉点积极展开学术活动,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加强读者、作者与编者的沟通,努力缩短稿件刊出周期,探索新的传播方式,力争做刊载国内一流优秀研究成果的“精品期刊”。

《中华内科杂志》前50年发展简史 (创刊~2003年)

武伯光 游苏宁

中华内科杂志创刊于 1953 年 1 月,至今已走过了 50 年的历程。 50 年来,在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广大读者的爱护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几代编审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本刊由小到大,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国内已成为广大内科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学术界知名的核心期刊,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信誉,先后被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检索期刊、文摘或数据库所收录。回顾和总结前一段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无疑将为本刊今后更快更大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50 年发展的简要历程(创刊—2003年)

一、创始兴起阶段 (1949 ~ 1960 年,共 12 年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广大内科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巨大的政治热情想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因此渴望获得新知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把各自负担的防病治病任务做好,保障人民的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当时南京中央医院 ( 今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 内科的专家们组织了内科研究会,开展学术活动,随后在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教育处的鼓励和支持下,组成了以徐采、尹醒为总编辑的内科学报编辑部 ( 见附件一 ) ,于 1949 年 10 月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内科学专科杂志 —— 《内科学报》 ( 月刊 ) ,也就是本刊的前身,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题写刊名。内容介绍有关常见病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包括临床分析报告、临床病理讨论,个案讨论以及医务工作介绍等。初刊印行 5 000 册,很快售罄,读者纷纷来信要求重印。

1950 年 4 月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内迁重庆,《内科学报》改由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教育处领导和出版发行。为了加强编辑工作,遂邀请全国各地专家 81 人为学报的特约顾问、编辑、记录 ( 见附件一 ) 。 1951 年 1 月起改由邮局发行。

根据中央卫生部及出版总署公布的 “ 关于调整全国医药卫生出版期刊的决定 ” 精神, 1952 年 8 月起《内科学报》改由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出版。从 1953 年起改为现名,在北京出版。

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 12 月,《内科学报》出版了 4 卷共 39 期,每期 80 面左右。头两年印数逐期增加,仍供不应求,曾予重印,并印了 6 500 册合订本。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读者对于新知识的渴求,同时也反映了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尚处于起步阶段。

1952 年 9 月组成以谭壮为总编辑,吴朝仁、张孝骞、朱宪彝、徐采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二 ) 。在全体编委的积极努力下,中华内科杂志的创刊号于 1953 年 1 月 25 日 出版。刊名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开始是双月刊,每期 80 面,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办刊方针是:以大小城市医师为主要对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帮助他们解决内科范围的理论和技术问题,交流经验。从 1954 年下半年开始编辑重点号,即以一个病或一个病征为中心,组织刊登有关稿件。从 1955 年起改为月刊。

1956 年经调整组成以张孝骞为总编辑,吴朝仁、朱宪彝、钱悳、徐采、翁心植、谭壮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三 ) ,并调来一名专职编辑。 1958 年起增加篇幅,每期 96 面,增加论著性文稿的英文摘要;开始每期组写一篇指导性文稿作为 “ 编者的话 ” 。但在当时 “ 左 ” 倾思潮的影响下,本刊转载了全国寄生虫病学术会议提出的“明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还刊出了编者的话,号召在一年内控制高血压,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本刊的科学性。 1959 年为纪念建国 10 周年,本刊组织了我国内科学十年进展和六个专业十年成就的文章,显示了我国内科工作者的实力和贡献,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积极性。 1960 年起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各种物资极度紧缺。 6 月,根据上极通知,本刊与所有期刊一起停刊半年,重点检查 “ 泄密、浮夸、修正主义 ” 问题;当然,也有物资和纸张短缺等因素。

在这一阶段里,中华内科杂志共出版 6 卷 80 期,连同《内科学报》出版的 4 卷 39 期,合计共刊出文稿 3642 篇 ( 不包括简讯在内,下同 ) ,平均每期刊出 29.6 篇。每卷未附有主题与作者混合索引 (1958 年起两者分开 ) 。

本阶段的特点是:

1. 编委直接承担繁重的编辑工作:办刊初期,专职编辑人员缺如或仅有 1 ~ 2 名,总编辑和编委们在从事日常医疗、教学、科研的同时,还亲自动手,承担了各项具体的编辑工作任务。例如在无专职编辑干事的几个月里,稿件收发、登记、送审、退修工作就是由副总编辑张孝骞完成的;即便有少数专职编辑或编务人员,也多是非医学专业的,主要从事稿件收发和登记,协助编委做一些送审、退修及稿件加工后的整理、以及标注发排字体、字号等工作。因此,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编辑只需要一把剪刀、一瓶浆糊。杂志的审稿会及常务编委会都是在业余时间 ( 晚上或星期日 ) 举行,往返步行或乘公共电 ( 汽 ) 车,风雨无阻。

2.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编委会非常重视实用性文章的刊出,并经常刊登 “ 临床病理讨论 ”、“ 个案讨论 ”、“ 医务工作介绍 ”( 初期主要介绍诊疗常规,后改为“ 医疗技术 ”) ,对内科医生学习新知识,开展新技术,锻炼临床思维,准确地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均大有帮助,因而受到普遍欢迎。

3. 译文及译文摘要刊出比例较高: 1949 ~ 1960 年译文所占比例,历年分别为 18.3% 、 37.9% 、 40.0% 、 37.6% 、 31.0% 、 32.6% 、 32.3% 、 28.4% 、 29.7% 、 16.7% 、 0.7 和 0.0% 。初期译文较多,一度曾设 “ 苏联医学 ” 专栏,每次刊登 2 ~ 4 篇译文。从 1955 年起逐渐改为译文摘要 ( 文摘 ) 。到 1958 年除个别为全篇译文外,均以译文摘要刊出。解放前,我国内科学的基础极为薄弱, 50 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国外的经验来充实自己,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4. 科研资料以临床分析居多:当时科研机构很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很多,也很需要。以前,我国的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多系外文原版书或译自国外的翻译本,各种疾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多为外国人的数据,与我国情况不完全符合。因此,本刊陆续刊登大量临床分析文稿,甚受读者欢迎,也为撰写我国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严重动荡干扰阶段 (1961 ~ 1978 的,共 18 年 )

本刊在 1960 年 6 月停刊检查后,于 1961 年组成以谭壮为总编辑,张孝骞、邓家栋、王叔咸、方圻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四 ) ,于同年 1 月复刊 ( 月刊, 64 面 ) ,发表了邓家栋执笔的述评“让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医学论文来”。复刊后继续力争每期有专题重点,刊出一篇专题性指导性的 “ 编者的话 ” 。随着科研工作大量开展,来稿大幅度增加, 1963 年起每期改为 80 页。 1964 年起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 1965 年起增加 “ 专题笔谈 ” 、 “ 经验介绍 ” 、 “ 防治方案 ” 、 “ 问题解答 ” 、 “ 农村巡回医疗工作 ” 、 “ 专题系统讲座 ” 等栏目,并开始由本刊编委会组织专题学术座谈会 ( 简称专题座谈会,在医学会也是首次由一个刊物组织这样的座谈会 ) ,第一次以慢性支气管炎为中心议题,会后刊出座谈纪要。 1964 、 1965 年是本刊空前的鼎盛时期,论文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也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指导性文章。专职编辑人员陆续增加到 8 名,建立了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室,设组长(张本)、副组长(王寅生)各 1 人。杂志也发展到数种,统一由医学会编辑部领导。编辑室负责来稿登记、对口送审、退修、编辑加工,以及调研、组稿、筹办学术座谈会等日常工作。对编辑的要求和工作质量均有所提高,而编委的工作则相对有所减轻。

1966 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本刊也备受干扰、摧残。自 1966 年第 6 期起开始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姚文元文章,第 7 期转载 “ 两报一刊 ” 的社论和按语 12 篇,完全改变了刊物的本来面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烩。同年 8 月本刊与绝大多数期刊一样又奉命停刊,编辑室和编辑部 ( 翁永庆同志时任主任 ) 均被砸烂,人员下放到江西省永修县农村的 “ 卫生部五七干校 ” 。

在十年动乱中,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适应学术交流的需要,在广大医务人员强烈要求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之一 —— 中华医学杂志于 1972 年复刊,中华内科杂志的专职编辑加入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室进行工作。其后经过努力争取,中华内科杂志于 1976 年 1 月以 “ 新一卷 ” 面目 ( 双月刊, 64 页 ) 复刊 ( 张宏恺同志任编辑室组长、孔华宇同志任副组长 ) ,由郭沫若题写刊名。屈指算来,这次一停就是 10 年。十年动乱,对我国各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打击是严重而深远的。我国的西医基础本来就比较簿弱, “ 文革 ” 中教学和科研几乎全部停顿,本来就不多的一点人力、物力、财力,大多投入到所谓 “ 四病 ”( 如老慢支、肺心病等 ) 的防治中来,浪费不少,但收效不大;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才培养的 “ 断层 ” 和指导思想的混乱,这一情况经过了好多年都难以撤底纠正。鉴于当时只廖廖几种医学杂志,尚无一本中医方面的刊物,而中医在当时防病治病中又发挥着很大作用,故新辟 “ 中西医结合 ” 、 “ 老中医经验 ” 、 “ 中医临床心得 ” 栏目、并设立 “ 临床实验与实验研究 ” 、 “ 临床心电图分析 ” 、 “ 预防为主、群防群治 ” 等栏目。然而猖獗横行的 “ 四人帮 ” 又强令各种出版物都要办成他们 “ 全面专政 ” 的工具,刊登他们的帮论;在严肃的科学论文中乱贴政治标签,使已恢复的学术期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76 年 10 月 “ 四人帮 ” 被粉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广大内科工作者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勇于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广大读者对杂志的需求猛增。本刊印数由 “ 文化大革命 ” 前的 9 万册,上升到 12 万册, 16 万册以上, 1978 年第 5 期最高达 197 410 册。分析其原因,一是当时杂志种类少,读者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二是多年 “ 无书可读 ” ,渴求获取新知识、新经验;三是临床工作繁忙,阅读杂志是一个简捷的途径。 1978 年起恢复了本刊原连续卷号第 17 卷。

在这一阶段里,本刊共出版 80 期,共刊出论文 3104 篇,平均每期刊出论文 38.8 篇。

本阶段的特点是:

1. 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 1960 年冬中共中央开始部分地纠正 “ 左 ” 倾错误, 1961 年又制定了 “ 科研十四条 ” , 1962 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增高,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本刊编委会解放思想,增加杂志篇幅,增辟新栏目,活跃版面,广开言路,曾一度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2. 继续加强重点号和指导性文章的报道:本阶段一开始,就认真组办了一些重点号,除一组有关论著外,力争配合相应的综述和讲座;每期在述评栏刊出一篇指导性文章,并开始由撰文的专家署名,先后有戴自英、刘士豪、翁心植、陈文杰、钟惠澜、张安、陶寿淇、王叔咸等。

3. 实验研究文稿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内科工作者已认识到,为了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必将推动和指导临床研究工作。但限于当时我国具体情况,这方面仍然是薄弱环节。

4.“ 文化大革命 ” 的严重干扰:从 1966 年初开始,本刊即被要求加强 “ 突出治疗 ” ,同年第 6 期还转载了 “ 四人帮 ” 的政论和 “ 评三家村 ” 的文章,第 7 期更刊出 “ 两报一刊 ” 的社论和按语 12 篇,占 41 页,相当于该期篇幅的 1/2 强,而且封二刊出四个 “ 念念不忘 ” 的大字口号,从根本上改变了杂志原有的性质和宗旨;最后从 1966 年 8 月至 1976 年底被迫停刊近 10 年,使广大读者基本上无书可读,造成巨大损失。

三、持续发展阶段 (1979 ~ 2002 年,共 24 年 )

1978 年春,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指出 “ 科学是生产力 ” , “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段队伍的一部分 ” ;同时,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包括内科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潜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奋发图强、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

1980 年 12 月组成了以张孝骞为总编辑,王叔咸、邓家栋、黄铭新、朱宪彝、郑芝田、方圻、翁心植、林传骧、田庚善、李志绥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五 )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计划性,积极组织专题笔谈和专题座谈会,几乎每期都有重点及其有关述评。 1981 年起由双月刊再次改为月刊。 1982 年起按国家有关标准增加论著文章的文前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并新辟 “ 急诊经验 ” 和 “ 学术论坛 ” 栏。本刊从 1980 年起纳入美国《医学索引》, 1981 年起纳入荷兰的《医学文摘》。针对传染性肝炎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危害,本刊于 1982 年首次在大连举办了肝炎专题座谈会,并于 1983 年 1 月出了一期 “ 肝炎专辑 ” ,集中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指明了肝炎防治的主攻方向,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这次座谈会不但唤起了医务界对病毒性肝炎的流行与危害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提高防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久即将此病列为国家重点疾病防治项目,卫生部科委还专门组建了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攻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几个地区的肝炎大流行也很快被控制下来。

1980 年,中华医学会编辑部改为编辑出版部,翁永庆同志任主任, 1984 年廖有谋同志任副主任( 1987 年任主任)。下辖医学、内科、外科等数个编辑室。 1976 ~ 1982 年张宏恺同志任本刊编辑部组长,孔华宇同志任副组长; 1982 ~ 1984 年孔华宇同志任组长,武伯光同志任副组长。 1984 年各杂志编辑室改称编辑部,武伯光同志任主任,李敬东同志任副主任。

1984 年底组成以翁心植为总编辑,林传骧、罗慰慈、石毓澍、江绍基、黎磊石、田康善、孔华宇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六 ) 。同时组建了呼吸、心血管、消化、血液、内分泌、传染病寄生虫病、肾病、结缔组织病、神经系病和职业病与中毒等 10 个专业的编审组,每个专业编审组设正、副组长各 1 人。编审组系编委会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以在京各院 ( 所 ) 相应专业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包括在京编委)组成,各专业依其大小,分别为 5 ~ 10 人不等,担负的主要工作是: (1) 对口稿件的审核并提出具体审核意见; (2) 以定期例会形式集体审定稿件; (3) 提出该专业的组稿线索,推荐高质量的论文; (4) 研究和确定该专业拟组办的专题研讨会的相关事项,以确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5) 发现并及时向编委会推荐热心于杂志编审工作的优秀人才; (6) 对杂志编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设立编审组是我刊的一个成功的创举,也是我刊对编辑事业的一个贡献。

1984 年 12 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和卫生部科委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本刊为适应和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于 1985 年再次编辑了一期增刊 —— 病毒性肝炎专辑。中国科协和卫生部对这一举措十分重视,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还以“进一步抓紧抓好肝炎防治工作 —— 《病毒性肝炎专辑》的出版是一件好事”为题撰写文章,以 “ 代前言 ” 的方式发表于该增刊的首页。增刊内容以肝炎的防治实用为主,贯彻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囊括了当时国内于此相关的重要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成果,并附有 1984 年底南宁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另以较多的篇幅收入了广大临床工作者经常遇到,更为读者特别是众多的患者所关注的疑难课题,如其中的专家释疑 30 条,甚受读者欢迎。 1986 年起新辟 “ 读书摘记 ” 、 “ 实验研究 ” 、 “ 信息传递 ” 、 “ 医学见闻 ” 、 “ 新药介绍 ” 、 “ 国内外学术动态 ” 、 “ 经验与教训 ” 等栏,并推行法定计量单位。 1987 年起为了帮助青年医师的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医风医德,特辟 “ 医家自述 ” 专栏,约请老一辈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撰文介绍自己的奋斗历程,先后在本栏撰文的著名专家教授有邓家栋、黄光维、钱悳、应元岳、王季午、邝安堃、董承琅、郁知非、林兆耆、黄铭新、曹钟梁、宋少章、黄友岐、陶寿淇、陶清、黄宛、翁心植等数十位,在广大内科工作者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后为了扩大组稿范围,改 “ 医家自述 ” 为 “ 内科论坛 ” 。 1988 年 1 期起由原每期 64 面增为每期 72 面。 1990 年又辟 “ 青年医师进修园地 ” 、 “ 临床会诊 ” 栏等。

1980 年后,内科领域各专业杂志和临床应用性杂志相继创刊,再加上后来因纸张、印刷和邮局发行费用涨价,以致本刊发行量逐年下降。 1980 年起利用封三、封四刊出少量广告。 1988 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同年第 2 期起,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姓名见于版权页。 1989 年起暂停付稿酬一年,并收取处理费和发表费。尽管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本刊在中华医学会及其编辑出版部领导下,仍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准则,不断提高学术和编辑工作质量,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增收节支。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经济走出困境,并有所结余,为我刊继续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例如选用的纸张即有所改善。

1990 年底组以罗慰慈为总编辑,田庚善、陈灏珠、贾博琦、张之南、黎磊石、孔华宇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六届编辑委员会 ( 见附件七 ) 。同年 12 月 2 ~ 5 日在江苏省吴江县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编委特别是京外编委的作用,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进一步办好重点号等问题。还就 1991 年的重点工作做了初步安排,并改 “ 述评 ” 栏为“专论”栏,从 1991 年第 7 期起,争取每期刊出 2 ~ 3 篇,以增加本刊的指导性。

1992 年对我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其中几件事已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92 年 8 月,在京隆重举行了我刊创刊 40 周年庆祝大会,在京的老一辈内科学家如邓家栋、谭壮等和中青年内科工作者、编委、编审组成员以及各界来宾 400 余人济济一堂,共同回顾了我刊 40 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编辑工作经验,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奋发进取、热烈祥和的气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一些兄弟单位和科研院所分别以题词、贺电或贺礼等方式表达了诚挚热烈的祝贺,广大读者纷纷撰文或来函深切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希冀。

利用创刊 40 周年之机在京举行了本刊六届编委二次会议。会议着重回顾了 1989 年底至 1992 年 8 月两年多时间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如何保持和发扬我刊在总体设计和学术导向方面已经形成的良好开端,以及在新形势下本刊的开拓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家发言踊跃,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下一阶段做好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和方向。在一届编委会期中举办二次会议。对我刊来说这是首次。编委们认为这样做很好,便于集思广益,发扬优点,及时克服缺点与不足,把杂志办得更好。

为配合创刊 40 周年庆祝活动,同期出版了 40 周年纪念专号。专号收集了陈敏章部长的题词: “ 四旬春米勤耕耘,内科园地众人载,良师益友同泽恩,宏志依然谱新篇。 ” 在 “ 庆贺创刊四十周年 ” 栏目中,刊出了时任总编辑罗慰慈教授的署名文章 “ 过去与未来 ” ,邓家栋的 “ 祝贺中华内科杂志创刊四十周年 ” ,谭壮的 “ 面向广大的内科工作者 ” 和廖有谋等同志的 “ 放眼未业 开拓前进 ” 等。其他相关栏目尚有 “ 回顾与展望 ” 、 “ 中华内科杂志历届总编辑简介 ” 、 “ 各专业进展 ” 、 “ 引文分析 ” 、 “ 读者来信 ” 和 “ 综合报道 ” 等。其中 “ 引文分析 ” 一栏中发表的 “ 中华内科杂志论著引文分析 ” 一文,就创刊至 1991 年 40 年内所出版的 30 卷,抽取每卷月刊的 1 、 7 、 12 期 ( 双月刊时的 1 、 4 、 6 期 ) 共 85 期所刊出论著的引文 ( 论著 1131 篇,引文 10 646 条 ) ,按引文类型、语种、学科分布和年限跨度等,以条数为单位进行分析统计,并划分为前 10 卷 (1953 ~ 1962 年 ) 、中 10 卷 (1963 ~ 1981 年 ) 和后 10 卷 (1982 ~ 1991 年 ) 三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本刊的自引情况也作了简要剖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这是会内专职编辑署名发表的首篇研究论文,其后这类文章逐渐增多,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 综合报道 ” 系本刊为纪念创刊 40 周年而举办的调查活动所收到函稿的综合。从大量的来函来稿中体现出的广大读者对我刊的关爱,是激励我们更加积极、更加自觉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如增设 “ 专家答疑 ” 栏目,很快即付诸实施。

这一年还是我刊的丰收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等领导机构分别对其主管范围内的科技期刊进行了多次评比,我刊均荣获好成绩,先后被国家科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 ,中国科协 “ 优秀学术期刊一等奖 ”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 全优期刊奖 ” ,以及中华医学会 “ 华瑞杯优秀期刊二等奖 ” ,并分别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对包括我刊在内的各获奖杂志进行表彰,授予了奖牌、奖杯和获奖证书。卫生部陈敏章部长闻讯后欣然命笔,题词如下: “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一九九二年全国科技期刊评选中获得优异的成绩,特此表示衷心祝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历史悠久,学术严谨,编辑精湛,栏目多样,内容丰富,既代表我国医学发展的先进水平,又发挥了对临床和预防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的重要知识源泉和信息库。殷切希望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再接再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高效益,为繁荣我国医学科学学术思想和提高医疗卫生事业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 陈部长的这一题词,既是对我刊最好的概括,更是对编审人员的激励与鞭策。

1992 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改为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廖有谋同志任社长 ( 不久即由田翠华同志接任 ) ,下辖各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对该杂志的管理权限相对有所扩大,如确定组稿方向和选择撰稿人,研究和筹组学术研讨会 ( 原称座谈会 ) 等,并推动各编辑部建立专职编辑对稿件的初审制度。为提高专职编辑人员的素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编辑人员的培养: (1) 请语言文字研究所的专家李淑湘作专题讲座,以提高文字修养水平; (2) 号召编辑人员定期到医院参加查房、病例讨论等活动,提高知识水平和判别能力; (3) 组织不脱产英语学习班,提高外语运用技能。为了更快、更好地收到效益,动员各编辑部依据具体情况,可安排部分人员脱产学习英语,时间一般是半年。杂志社则安排个别人到国外进修。在这一形势下,我刊先后安排了李恒、游苏宁、李敬东、兰南、丁云秋等同志脱产进修,其工作由科内其他人员兼管。因此,这一阶段甚感编辑人员紧张,最忙时处理日常编辑工作的只有 3 ~ 4 人,每人每年分别要责编 3 ~ 4 期。

1993 年自第 1 期始,本刊由 64 面骑马订改为 72 面平装本,纸张也有进一步改善。首期封面还用大字红色标题印出了 “ 本刊获中国科协 1992 年优秀学术期刊奖 ” 字样。自第 4 期开始,由本刊编委会和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联合举办的 “ 成才之路 ” 栏目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设置本栏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各医疗卫生机构主治医师及其以下各级医师的内科学理论及临床诊治水平,帮助他们走自学成才之路,推动我国内科学的整体发展。

另一举措是依杂志社的统一安排进行的,即将论著文章的前置 “ 提要 ” 改为 “ 摘要 ” ,原标注的 “ 主题词 ” 改为 “ 关键词 ” ,并将其英文摘要放在每篇中文摘要之下,不再放在期末连排刊出;英文目录也移至中文目录之后,且由原 “CONTENTS OF ORIGINAL ARTICLES” 改为 “CONTENTS OF CHIEF ARTICLES” ,著录内容有进一步扩大,即除论著文章外,还包括当期 “ 专论 ” 等文章的英文题录。

同年自第 2 期起,本刊由印刷厂铅排改为由杂志社新组建的微机室排版。这是一项重大的变革,开始因种种条件和技术熟练程度等限制,曾一度影响按期出版,但数期后即有明显改进,显示了这一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自 1992 年起我刊刊出的广告数量不断增加, 1993 年其数量和质量更有进一步提高,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援了学会和杂志社的各项建设;而本刊编辑部也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没要中华医学会和杂志社一分钱,逐步装备了微机、打印机、复印机等现代化设备,大大提高了编辑工作效率。

1994 年第 3 期起,以大字红色标题 “ 本刊获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优秀学术期刊奖 ” 字样刊于封面,连续刊出。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广大读者的联系,并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从 1994 年起增设 “ 专家释疑 ” 栏目,内容主要涉及读者来函中所反映的理论和实践中所遇到而又在课本上难于找到答案的问题,由编辑人员整理分类后,邀请有关专家作答,文字深入浅出,短小精悍,深受读者欢迎。

1995 年组成以罗慰慈为总编辑,田庚善、陈灏珠、贾博琦、王海燕、史轶蘩、董怡、武伯光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 ( 附件八 ) ,于 5 月 8 ~ 10 日在武汉市召开。翁心植教授为名誉总编委。本次编委会首次增设了咨询编委,以后又因编辑工作需要,经编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华医学会核准、增聘香港林华杰教授为编委,曾华德教授为通讯编委。会议回顾和肯定了六届编委会 5 年多来的工作,认为本刊全面反映了我国内科学的发展水平,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进一步把杂志办好,会议紧紧围绕刊物的总体设计与导向、全面理解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内科领域医学热点及新知识的报道、中、英文摘要及文中统计学处理的审核与加工、以及如何增强编辑规范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为进一步提高杂志质量作出了一些相应的决定,如加强审核文章的科研设计和原始材料的收集是否具有科学性等。会议特别提及编辑部工作人员勇于克服事多人少的困难,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开拓进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会议一致呼吁,应积极考虑出版中华内科杂志英文版问题,进一步扩大本刊在世界医学学术舞台上的影响。

1996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所属杂志进行第二次全国性评比, 1997 年 4 月公布评比结果,我刊仍榜上有名,获优秀期刊二等奖,并于随后召开的优秀期刊表彰会上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书。

1997 年 5 月,七届编委二次会议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由本刊编委杨国栋同志协办。会议主要回顾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就组稿、选稿、审稿等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以及就本刊如何向国外发展,逐步和国外一些重要期刊取得沟通进行研究;此外,还就本刊如何尽快做到编辑现代化和进一步改善办公条件取得共识,有些则要反映给总会并加以逐步落实。

依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统一布署, 1998 年我刊从编排格式到版本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改为大 16 开版本出版,从封面设计 ( 封一不再刊登目录 ) 、目次页、版权页以及正文的编排格式均按杂志社的统一要求做了相应改变。中、英文摘要采用 4 段式,明确标出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除论著文章仍维持双栏排外,其他栏目多采用三栏排(我刊依据实际需要仍维持双栏排);其他如纸张等也有进一步改善。同年还出了光盘版。经过一年的实践,广大读者的反映基本上是好的,认为从内容到形式,整体上体现出了一个 “ 新 ” 字;但也有不少读者 ( 包括部分编委 ) 认为当时采用灰色封面太暗,要求恢复沿用了几十年的封面红色基调。

同年,我刊首次编辑出版了英文版增刊。它的出版得到了学会各级领导、编委会、编审组、广大读者和各位作者的全力支持,特别是香港两位编委,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除积极为增刊组织和撰写稿件外,还逐字逐句细心审阅其他各篇文稿;科内和其他相关人员密切配合,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各自分担的工作,为增刊的出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增刊出版后反映强烈,一致认为其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都是好的,要认真总结经验,为今后连续出版中华内科杂志英文版打下基础。有的更指出,应积极创造条件,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首先出版中华内科杂志英文版年刊,然后逐步过度到半年刊、季刊,甚至双月刊、月刊,以和我国迅速增长的国际地位,不断强化精品意识相适应。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编审者对我刊的积极鼓励和热切期望。

由 1993 年开设的 “ 成才之路 ” 栏至 1998 年度圆满结束,历时约 6 年,共刊出讲座近 60 讲。

1999 年系建国 50 周年,为配合全国隆重庄严的纪念活动,我刊特于第 9 期开辟 “ 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专栏 ” ,组织刊出了内科领域 9 个专业近 10 年来科研与临床的进展,尤其着重阐述那些对推动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热点课题。文章力求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仔细阅读这些文章,能够清楚了解我国近年来内科学发展的全貌,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同年,我刊已做到全文上网。

自本年度始,本刊封面恢复了原红色基调,再加上业已改变的封面设计,更显得庄重大方。

同年 7 月,编辑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武伯光主任退居二线,杂志社副社长游苏宁同志兼任编辑部主任,原副主任侯鉴君同志维持原职。

2000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本刊第 1 期刊出了总编辑罗慰慈教授撰写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 100 年来内科学领域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扼要进行了回顾,展现了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史;而在近代特别是现代,这一进程有了明显的加快。由武伯光、游苏宁联名撰写的“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则就本刊 50 年的发展历程作了高度概括,通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特别是近年来所取得的飞速发展,不但在国人面前口碑甚佳,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文章充分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找出了与他刊特别是国外著名医学期刊的差距,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文章强调了当前要抓好的 6 项重要工作,并对今后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起到了很好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2000 年底,本刊组成以王海燕教授为总编辑,吴宁、陆道培、林三仁、游苏宁、潘长玉为副总编辑的中华内科杂志第八届编辑委员会 ( 附件九 ) ,罗慰慈为名誉总编辑;田庚善、史轶蘩、陈灏珠、武伯光、贾博琦、钱贻简、潘其英、董怡为顾问。于 2000 年 12 月在北京举办了本届编委首次会议,就努力把本刊办成 “ 精品 ” 期刊,进一步缩短刊出周期,健全审稿人数据库、扩大审稿人队伍、完善审稿机制等着重进行了研讨,并就下列问题取得共识:中华内科杂志作为综合反映我国内科领域研究水平的高级学术期刊,其宗旨不能改变。在科技期刊林立的今天,要想取得更大发展,作为大内科杂志,着眼点应放在内科系统多学科涉及的领域,要反映交叉学科及专科中影响面大的内容。评论性文章的质和量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对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权威性的指导意见,对一些论著文章请权威人士予以点评。加强栏目设计,把杂志办得更有活力,开辟 “ 行医体验点滴 ” 、 “ 医学新闻 ” 等栏目,把 “ 读者来信 ” 、 “ 综述 ” 栏目办得更充实,进一步扩大 “ 标准与讨论 ” 、 “ 临床病理 ( 例 ) 讨论 ” 、 “ 继续教育园地 ” 等栏目的内容,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增强刊物的可读性,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提高期刊的国际化水平,适当增加英文摘要的字数,加强英文摘要的编审力度。争取进入生物学文摘和化学文摘,并进一步争取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就如何进一步缩短刊出周期,与会者分别献计献策,并表示愿为之付出努力。对具有国际前沿性研究的优秀论文,将开设 “ 快速发表通道 ” ,力争做到收稿 1 个月内通知作者其稿件是否被录用,被录用的稿件在 4 个月内刊出。对一般稿件争取收稿至发表平均时间在 10 个月内。

并从本年度起,以新的面貌强化了 “ 继续教育园地 ” 和 “ 标准与讨论 ” 两个栏目;恢复了多年来采用的 “ 专题笔谈 ” 栏。

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领导下,通过编辑部全体同志的艰苦奋斗,本刊不但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学术质量,而且在编辑质量方面也位居前列。特别在编辑规范化上,本刊更做出了不懈努力。 1998 和 1999 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就中华系列杂志的编辑质量进行评比,本刊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 1998 和 1999 年,还连续两年获得了中国科协择优支持基础性和高科技学术期刊专项资助经费。 2000 年在中国科协举办的 “ 科技期刊出版知识竞赛 ” 中荣获一等奖。同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研究分析中心出具的期刊检索报告显示,我刊 1999 年的总被引频次 (1298) 、影响因子 (0.806) 、即年指标 (0.139) 、地区分布数 (21) 、基金和资助论文比例 (0.23) 、指标综合加权评分 (57.64) 均较 1998 年 ( 分别为: 740 、 0.438 、 0.030 、 20 、 0.20 及 45.70) 有较大幅度的增高。 2001 年刊登在我刊的论文被 5 个国外数据库、 12 个国内数据库和 13 个国内文摘期刊收录。我刊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从所刊论文被引用情况看, 2001 年总被引频次为 1699 ,影响因子为 1.186 ,他引总引比 0.97 ,位于中国科技期刊前列,足以见我刊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同年我刊入选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中国期刊方阵”的“百种重点科技期刊”。在 2001 年底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四次杂志工作会议上,在近 70 中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质量评比中,我刊再次名列榜首,荣获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一等奖,同年并再次获得中国科协择优支持基础性和高科技学术期刊专项经费资助。

在 2002 年底的国家和中国科协的期刊评奖中,我刊获得“第二届国家期刊提名奖”、中国科协“优秀学术期刊一等奖”。正是由于我刊的高质量、高水平,使我们赢得了读者,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我刊的发行量和广告收益始终在同类期刊中名列前茅。

2002 年本刊纸张和印刷质量又有进一步提高,首次做到了图表随文。为了扩大广告版面,尝试采用了双封面。

本阶段的特点有:

1. 发展速度快:在本阶段、国内政治稳定,大环境好,本刊与其他各项事业一道,各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内科学的新事物、新成果、新经验大量涌现,新知识成倍增长。本刊不仅紧紧跟上了时代的发展,及时报道了内科领域前言学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开本到纸张、从版式设计到微机排版,从印刷到装帧,整体上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而近年来的变化尤其显著。

2. 专业杂志大批创刊:学科的专业化无疑是内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内科学领域除早在 1953 年创刊的中华结核病科杂志 ( 现称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1955 年创刊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和 1973 年创刊的心血管疾病杂志 (1979 年改称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外, 1978 年后随着分科学会陆续成立,专业杂志也陆续创刊,先后有:中华血液学杂志 (1980 年,天津 ) ,中华消化杂志 (1981 年,上海 )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1982 年,北京 ) ,中华传染病杂志 (1983 年,上海 ) ,中华肾脏病杂志 (1985 年,广州 )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1985 年,上海 ) 等。属于中华医学会系列的内科学各专业杂志现已有 10 种。此外,全国各地相继公开发行的内科系统杂志还有许多种。这些杂志的问世,表明我国内科学及其各专业的发展和队伍壮大,可喜可庆,同时也分流了专业稿件和订户,孕育和产生了相互竞争的机制,这也是我刊面临的新挑战。

3. 专题研讨会多:本阶段内共举办专题研讨会数十次,通过研讨会,不仅写出有较强指导性的会议纪要,及时组来质量高的稿件,而且在同与会代表的广泛接触中,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及各单位的动态,这对办好刊物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如果选题得当,甚至可以推动课题乃至学科的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病毒性肝炎和肾脏疾病即是如此。

4. 努力加强编辑规范化:从 1986 年起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本刊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编辑出版标准,编辑质量明显提高。

5. 不断增辟栏目,活跃版面:除原有固定栏目如专论 ( 编者的话、述评 ) 、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临床病理 ( 例 ) 讨论等之外,还根据各时期具体情况适时增辟了一些新栏目,向广大读者鲜明及时地介绍内科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新经验,最大程度满足他们科研与临床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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